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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性质与功能
    发布时间:2013-10-12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一、地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指地方志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具体说就是地方志记载的对象、内容究竟是什么。这是编纂新方志和研究方志学理论首先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地方志的性质,决定着地方志的编纂原则、体例、体裁、篇目、编纂方法、收录内容等,它关系到新方志的编纂质量,也关系到新方志学的创立与发展。
    1.对方志性质的各种看法
    关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属地理学范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方志源于《禹贡》、《周官•职方》等先秦地理著作。它按一定行政区划记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物产贡赋和名胜古迹,所以是地理书。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欧阳忞、王象之都认为方志为地理书。清乾嘉时期,修志蔚然成风,在探究方志理论方面也超越前代。不少学者认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力主“志乘为地理专书”,于是形成著名的方志地理学派。毕沅、钱大昕、孙星衍等属于该学术派别,代表人物为戴震、洪亮吉。至近现代,方志属地理学的看法仍然存在,如民国时期,梁园东认为“中国之地方志,以今日视之,实为一种不完全的地理书”,今人谢国桢教授、台湾学者陶元珍也认为地方志属地理学,但影响已不大。
    第二种看法,认为方志是历史书,属历史学范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史有多种,有天下之史,一国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方志与正史、传记、谱牒本质属性相同,只有记载范围广狭、地位高低之异。方志不仅记地理沿革,还记人物、文献等许多内容。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更一再强调“志属信史”,“志乃史裁”,“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清末至民国年间,梁启超、傅振伦、吴宗慈、李泰棻、寿鹏飞、瞿宣颖等著名学者,也认为方志属史书范畴。如甘鹏云在《修志答问》中说:“一省通志,即一省之历史也,一县志乘,即一县之历史也。”今人白寿彝教授、台湾学者林献堂等也持“地方志即地方史”的看法。1984年傅振伦研究员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指出,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的历史书”。
    第三种看法,认为方志不仅以地域为记述空间,具有地理性,而且以一定时间为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所以既是地理书,又是历史书,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民国时期一些学者提出这种观点。如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
    第四种看法,认为方志是介于史地之间的边缘学科,属广义的历史范畴。如,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认为:方志“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不过史的性质更强”,“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属于广义的历史范畴”。
    第五种看法,认为方志是一方综合性著述。此看法源于史志有别说。如清程大夏于《康熙黎城县志•叙例》云:“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诫也;而志乃记一地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邑之盛。”《乾隆无锡县志例》亦说:“史远而志近,史统而志专。”1981年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也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地方史与地方志同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直同时存在着。虽然史志都以某一地区为记载对象,关系极为密切,但两者毕竟不同。”1983年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主编的《方志学概论》明确提出: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薛虹也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提出方志“是记述一定地域内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和社会的综合性著作”。
    第六种看法,认为方志是一方百科全书。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志记载的内容无所不包,于是拿通俗的话来说,称方志为百科全书。如董一博教授1988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要重视编修新地方志》一文,提出了“地方志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的看法。虽不是对方志性质的严格界定,但反映了对方志性质的一种认识。
    第七种看法,认为方志是资料书。这种观点鉴于方志编纂历来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资料性极强而提出的。卢中岳在《地方志史话》中称:“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1985年梁耀武在《论地方志是一方资料全书》一文中,明确称地方志为资料书。他认为,方志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普遍编修,其价值功用仅次于正史、实录,其历史地位的取得主要靠它保存了完整、珍贵的资料。正由于方志记一地各方面情况,提供各方面资料,才备受重视,其作用才能体现。这种意见认为,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方志其他特性。继承方志传统,主要是继承它的资料性。资料在方志编纂过程中起支配作用,没有资料,不可能成书。资料性还决定着志书体例结构和编修方式。资料性的强弱与否关系到志书编纂的成败。所以,明确方志为资料全书,不仅有利于修志目的的认识,而且有益于新志的编纂。
    第八种看法,认为方志为政书。明清时,少数修志者曾提出此看法。明雍澜在《平和县志•序》中说:“志也者,经治之书也,匪司政者有经治之材,而载笔者有经治之识,不足以与于斯。”清李奉翰也说:“志者,固辅治之书也。”1985年,于希贤提出“方志为政书”的主张,认为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在于供地方官施政参考,这一目的贯穿中国方志发展史,是方志发展的主线。无论是渊源时的《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是后来的地方志,无一不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所以“它和行政管理学一样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
    第九种看法,认为方志为科学文献。如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不是导游手册”,而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是一部科学文献”。彭静中同志也在《中国方志简史》中认为:“方志就是方志,有它自己特定的内容和对象……说到底,恐怕还是资料性的科学文献,要准确得多”。
    以上九种观点,从不同角度为地方志定性,说明地方志是一种颇受关注的书籍。
    2.当前学术界对方志性质的主流认识
    新方志编纂在全国普遍开展以来,随着修志工作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方志界对地方志性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
    (1)志体与史体的不同表现
    1982年前后争论主要集中在“史志关系”方面。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史志无别”论,认为:志即史,史即志,称地方志为地方史未尝不可。理由:在内容上,地方志以记过去的历史为主,与地方史无本质差别;在体例上,地方志采用的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源于古代史书;在方法上,地方志以纂辑史料为主,虽重记不重论,但不能改变其史的性质。二是“同中有异”论,认为志与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史体和志体关系非常密切,方志在许多方面具有历史著述的特点,但毕竟不同,必须予以区别开来。史志“同中有异”的看法逐渐为方志界所接受,并总结出史体与志体的四种不同表现:
    ①记述重点、记述方法不同。史体主要记过去,往往以时间、事件为中心线索,侧重事物的纵向发展。志体有时也追溯过去,但主要记现状,将事物做横向地分门别类地记述,它虽然也列大事记,但这不是方志的主体。史体是论述性的,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做详尽、深入的阐发。论述部分是史书的主体,资料在史书中所占比重相对不大。志体是资料性的,它将广泛搜集、调查来的资料,经过整理、鉴别,分门别类地记述,以反映一地域自然与社会的状况。方志所记载的资料,往往成为同时代人直接征引的依据。  
    ②门类广泛程度不同。史体一般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中心线索,因此记事往往比较集中,非常注重阐述的深入性与系统性。虽然史体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门类,但对这些门类的记叙,均紧紧围绕某一明显的“轴心内容”,以“轴心内容”决定各部分内容记叙的详略,材料的取舍。志体内容以广泛而丰富见长,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水利、土地、赋役、军事、职官、选举、人物、艺文、金石、建筑、名胜、古迹、风俗、方言、灾害、轶闻等,都在记述范围。志体不存在特定的轴心内容,除个别最能体现地方特点的门类显得较为突出外,在记叙的详略、材料的取舍方面,一般无明显的轻重。
    ③内容详约程度不同。俗话说:志贵详细,史存大体。史书可以在志书的基础上写成,而志书决不能在史书的基础上编成。历代方志不断纂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备朝廷修史采摭。
    ④成书方法不同。由于史书主要记过去,“详古略今”,记事较为集中和大体,往往可以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由少数人完成。而志书以记现状为主,“详今略古”,记事内容广泛而详细,就不能仅仅依靠文献,还必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做大量  收集、调查、采访、核实资料工作,涉及各行各业的,还要有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各方面专家的参与,方可完成。
    特别是1986年胡乔木同志提出:“我们所有地方志的编辑同志一定要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之后,对方志为“资料性著述”的认识逐渐形成共识。
   (2)地方志的性质与基本特征
    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地方志是系统记述一定地域内自然与社会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其中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最本质属性。关于地方志性质的表述,体现了地方志所具有的地域性、广泛性、时代性、连续性、资料性、著述性等基本特征。这六种基本特征缺一不可,其中核心是资料性特征。资料性特征也是地方志最本质的特征。
    ①资料性特征。方志界普遍认为,方志的价值在于提供科学系统的资料,资料性是方志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它决定和影响着志书的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著述性等其他特征。地方志著录的都是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古今发展状况的各种资料,而不是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理论研究的结论;只回答“是什么”或“怎么样”,不直接回答“为什么”;只体现发展规律,不具体研究和阐述发展规律。
    ②著述性特征。方志的著述性体现在对志书框架结构的设计、篇目的制定、体裁的灵活运用、资料的考证、文稿的撰写等方面。地方志不是一般的资料书,不是资料汇编、资料辑录。入志资料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整理、分析、考证和科学排比,力求反映一事物的起始转折、兴衰起伏,甚至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方志结构的设计、篇目的制订、条目的撰写,无不体现出“著”的特征。
    ③地域性特征。方志的记述对象,以一定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全国现存的8 000余种旧志和陆续出版的数千种新志,无论是省、府、州志,厅、旗、盟志,市、县、乡、镇志,还是工业志、农业志、旅游志、人物志,无不以一定地域为记述范围。一般遵循“不越界而书”、“全国通典不录”的原则。就是其他各类杂志,如风物志、寺庙志等,也以一定区域内的某一类事物为记述对象。即使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新方志仍然具有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的地域性特征。
    ④广泛性特征。方志的记述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载。强调横不缺项,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各门各类应有尽有,既记大事要事,也记有意义的小事。历代编纂的志书,尽管繁简不一,详略各异,门类多寡不同,涉及面广狭不同,但记述内容具有广泛性是共同的。
    ⑤连续性特征。方志的连续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志记述的内容具有系统性、连贯性。既记现状,也记历史,并注重有始有终,体现兴衰起伏、转折变化。二是方志编纂具有连续性,每隔若干年要编纂一次。如唐宋规定三五年一造图经,送兵部职方。民国时期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志及县志15年一修。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次”。又如江苏省《常熟县志》在明代编修6次,到清代又修过13次,平均每隔20年编修一次。编纂的连续性使一地古今地情得以连贯保留。就是台湾也继承了中华民族编修志书的传统,1968年,台湾“内政部”规定省志20年一修,市志及县志10年一修。
    ⑥时代性特征。方志记述的内容强调“详今略古”,也有提“详今明古”的。不论“详今略古”,还是“详今明古”,“详今”是第一位的。方志虽然也记历史,但重在记现状,特别是续志,更以记现状为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了方志存在的价值,也是历代地方官员和当代各级领导重视修志的重要原因。
    二、地方志的功能
    地方志的功能是指志书对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所具有的有益功用。地方志是“经世致用”之书,“博物之书”,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具有存史、资治、教育三大功能。
    1.存史功能
    存史功能是指地方志能够将一定地域内自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下去,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存史功能是地方志诸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发挥其他功能的物质基础。宋代著名学者乐史曾这样赞誉地方志:“不下堂而知王土,不出户而观万邦。”近代史学家金毓黻认为:地方志所载内容可补史之不足。而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认为:“蕴藏在方志的地理资料是很丰富的”,方志是“文化之矿”。
    中国现存和新修的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保存了许多丰富而具有长久认识价值、借鉴价值、科研价值和教育功用的珍贵资料。主要有以下10类:
    ①自然地理类,如地形地貌、地质、山川河流、湖、海、天文、气候等史料。    
    ②自然资源类,如矿藏资源、动植物资源、水资源、土资源、土特产资源、
旅游资源等史料。
    ③ 自然灾害类,如水旱、风虫、雷电、地震、泥石流等灾情,防灾抗灾措施,防灾救灾实绩等史料。
    ④ 行政区划类,如省、府、州、厅、盟、市、旗、县的建置沿革,疆域、治所等史料。
    ⑤ 经济类,如田赋、徭役、物价、财政、税收、货币、手工生产、工农业生产、商业、交通、邮电等史料。
    ⑥ 生产技术类,如地方传统技艺、工艺流程、工农业生产技术等史料。
    ⑦ 政治类,如历代农民起义、反饥饿反压迫斗争、反对外来侵略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职官制度、兵防制度、政党政府、军事、界务、外交等史料。
    ⑧ 文化类,如文学、艺术、文物、古迹、科研、教育、卫生、出版、体育等史料。
    ⑨ 社会类,如民族、民俗、语言、宗教、人民生活等史料。
    ⑩ 人物类,如廉吏、英烈、爱国将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能工巧
匠、贪官、酷吏等史料。
    以上10类史料只是大略列举。地方志保存的史料中不乏十分珍贵者,如《乾隆武乡县志》、《同治竹溪县志》,就具体、形象地记载了当地出现极光的情形。
    方志中保存的各种资料,早在封建时期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用来著书立说。系统利用方志资料者,首推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从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起,历时20年,从《一统志》和1 00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资料,并参阅正史,结合实地考察,编纂出《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前书旨在“究生民利病,治乱之得失”,后书旨在“考建置沿革之规,山川形势、兵事成败之要”,均为传世名作,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此,后世学者加强了用志工作,利用方志资料编成了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比较突出的有:地质学家章鸿钊利用大量方志资料,并参以正史地理志资料,于1937年撰成《古矿录》一书,有益于全国各地矿藏勘探。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方志中23条关于17世纪太阳黑子的记录,澄清了国际天文学界由于资料不足造成的错误论断,提出了新的见解,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研究员主持汇辑的太平天国史资料,利用方志730多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利用3 000多种方志找出了中国蝗虫的分布范围,并运用生态学知识对蝗虫的地区分布作出了科学解释。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从5 600余种方志中录出大量古代地震资料,于1956年编成颇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一书,1980年又重新校补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1956~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全国近8 000部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 600多万字农业史料,共分3大类装订成680册。这批资料为中国农业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外也早已有人利用中国的方志进行科学研究。如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橘、广柑的生长规律,取得显著成绩。日本学者的《蒲寿庚考》、《南北朝时期地志的中国方言汇录》等专著,都是参考中国方志写成的。英国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内容浩繁,引证广博,其中就参考了大量地方志资料。
    也有利用方志导游的。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文学家韩愈因得罪皇帝,被贬到岭南潮州任刺史,赴任前除借《潮州图经》了解地情外,将到韶州界又借《韶州图经》,以便“逢佳处”用以导游。有其诗作《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为证:“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同时,全面重视利用新旧方志保存的资料,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推动了科研工作,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1)利用方志资料,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江苏省东台县志办根据旧志的记载,将当地特产——陈皮酒的配方提供给县工业部门,引起重视。经研制重酿,获得成功,使具有300多年历史、驰名国内外的传统名酒——陈皮酒恢复生产。
    江西省修水县工艺厂的领导从县志上看到该县清代曾出贡品赭砚时受到启发,遂利用赭石资源生产赭砚,年产达200万方,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
山东莒县县城原计划向老城西发展。县志办从地方志资料中发现,城西1668年曾发生8.5级强烈地震,现规划的新市区恰恰坐落在地震断裂带上,于是向县领导反映。根据县志办的意见,县政府决定修改规划,并对老城西部的重点工程进行抗震加固。
    (2)利用方志资料推动科研工作
    有关专家在国家科委“九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茶色素在肿瘤、高脂血症等相关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简称《96—7课题》)招标中,引述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的资料,并据此撰写了《关于建立<96—7课题〉浙江临床科研协作中心的可行性分析》,证明浙江在茶色素的临床疾病应用研究方面已有基础和条件,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之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被批准为《96—7课题》浙江临床科研协作中心。
    甘肃省天祝县县志畜牧篇记载了该县历史上畜牧业发展的状况,对世界上稀有的白牦牛还作了详细记述。县有关部门依据县志记载的关于白牦牛发展演变的资料,撰写了《天祝白牦牛研究》一文,在1994年甘肃世界牦牛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受到十几个国家畜牧专家的关注和好评,他们还特地赶赴天祝参观考察白牦牛选育基地、抗灾保畜基地和藏族民俗风情。
    史学界一直认为,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罗盘在中国则出现较晚,尤其是旱罗盘,直到16世纪才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江西省志•科技志》的编纂人员在临川县博物馆发现,临川窑背山宋代古墓中出土的70多个陶俑中,有两个陶俑分别抱着一个刻度分明的大罗盘,罗盘周围有一圈16分刻度,中心有一格长菱形指针,菱形内中有明显圆孔的旱罗盘。这一发现,证明中国在宋代就有了旱罗盘,从而把旱罗盘在中国的出现提前了400年。
    河南省安阳市志办和湖北省江陵县志办利用广泛收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推动了全国的古都研究。经专家论证,安阳市和江陵县先后于1988年、1992年被学术界确认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中国十大古都之一。
    1991年夏,上海市科委、教育局、环保局、中国福利会等单位联合筹办“未来的上海与我们”青少年科学讨论会,全市100多所中小学的学生参加。松江县第五中学初中三年级周继东、张桑同学,在地理老师的辅导下,根据《松江县水利志》的翔实资料,写出3 000字论文——《战洪防潮,确保安全——松江县水灾后的的反思》,并附了一帧《松江县治水工程示意图》。周继东同学在会上宣读论文并通过答辩,荣获1991年度优秀未来上海小设计师称号。
    (3)利用方志资料促进文化交流与繁荣
    1993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会见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查良镛先生时,将《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17种浙江地方志书籍作为礼品,赠送给查良镛先生。
    安徽省《黄山志》编辑室、福建省武夷山市志办、四川省《峨眉山志》编修人员,为黄山、武夷山、峨眉山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分别提供了申报文本和丰富资料,使这三座名山及乐山大佛顺利地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曲阜市志》和《孔子故里志》出版两年间,通过各种渠道带到国外及港台300多部,对宣传曲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沟通信息、联络感情,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如1996年初,港商梁炜琛先生到曲阜考察投资项目,市政府特馈赠一部《曲阜市志》,以帮助他全面了解市情。梁先生除投资开发曲阜百老汇娱乐城项目外,又捐资1 000万元,在尼山建孔子文化城。
    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中山寻梦》联合摄制组以《凭祥市志》记载的孙中山领导镇南关起义资料为依据,到凭祥市金鸡山拍摄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旧址。
    2、资治功能
    资治功能是指地方志能够向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提供决策借鉴和参考。资治功能是地方志的首要功能。历史上,志书的主修者是各级官府的主官,主要读者是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被称为“官书”。“盛世修志”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而编修方志被视为吏治中之大要,一地兴衰、良风陋习均记载其中。清嘉庆初,谢启昆任浙江布政使,就因“嘉兴有阻葬风,大为民害,出示严禁,刊入府县志,敝俗以革”。清代明文规定,地方官上任要奉行三十二项“莅任初规”,其中第三项为“览志书”。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每到一地都要叫战士搜集志书给他看。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他就去图书馆读《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帮忙找《瑞金县志》来读。解放后,毛主席仍然十分重视阅读地方志,凡外出到某省之前,总要预先阅读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个县的县志。视察汕头时,他索要《汕头县志》、《潮州府志》来读;到无锡,他当晚就浏览《无锡县志》;他多次到过杭州,每次都要查看当地的地方志。毛主席把阅读方志和革命工作联系起来。古往今来,志书都是从政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对领导者认识地情、了解地情,从宏观上把握地情,明优势识劣势,进行科学决策,发挥了参考作用。
    清代学者李兆洛曾从观察古今变化、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阐述地方志的资治功能。他说:地方志“可以见时会之盛衰,地势之险夷,陵谷之变迁,政治之得失,风俗之厚薄”,“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对方志功能亦有较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方志最主要的功用“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资得其要,发施得其宜”。地方志是可以帮助治民治天下的“辅治之书”、“致用之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级领导利用地方志保存的珍贵资料为科学决策作参考,为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作依据,可见地方志的资治功能。
    (1)利用方志资料为科学决策作参考
    山东省通过对古代及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志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证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又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鉴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悬殊的情况,山东省委于1988年作出“东部开放,西部开发”的决策,推动了全省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山东成为经济强省的基础。
    甘肃省临夏州领导到任后,即从《临夏州志》掌握系统州情。1994年,在深刻分析州情的基础上,中共临夏州委、州政府提出“工业商贸富州县、畜牧林果富群众”的思路,“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工作主题和“种好庄稼栽好树,发展畜牧搞劳务,基地建设成规模,系列开发深加工,科技兴农加服务,高产优质创高效”的农村发展策略。
    广西东兰县太平乡的纳腊是有几千亩田的山间平洞,常年受洪涝灾害,粮食颗粒无收。情况反映到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领导亲赴实地考察,结合《东兰县志》记载的“旱是一大片,涝是一条线”现象和靠近红水河的地理优势,决定开通拉平隧洞,引涝入红水河。1997年,自治区拨专款2亿多元投资兴建拉平隧洞,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到东兰县考察,根据《东兰县志》关于红水河沿岸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特征和自然资源的记载,提出实施红水河两岸百里长廊竹林带工程。这个工程规划实施后,红水河竹林带开发已初具规模。
    (2)利用方志资料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
    1988年,湖南省益阳市一居民向有关单位提出落实益阳民船公司股东政策的要求。此事涉及公私合营及工商业者政策,关系重大,市委研究后交市检察院核办。检察院从《益阳地区交通志》中查到一份《民国时期益阳民船公司股东一览表》。市委和检察院分析后认为此表可以作为依据,于是为这位居民落实了政策。
    日本人山冈容治的妻子严氏是广东省增城人,严氏生前多次托人或通过外事单位查找自己原籍,毫无结果。1994年,山冈容治为实现妻子生前的夙愿,要求增城市志办协助寻找。根据山冈容治提供的线索,志办人员查阅了旧县志和新县志资料卡,以及各村的族谱,并进行了大量调查,终于发现严氏的原籍在派潭。为表谢意,1996年,山冈容治捐出60万元人民币用于其妻家乡派潭装自来水和荔城中医院建设。
    3.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指地方志能够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中发挥作用。
    教育功能是地方志的基本功能之一。这在古代早有学者论述。明《弘治句容县志•后序》说:“志之为书,有关志体,有补风化,其为益也大矣。”这就是说,志书对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作用很大。当然,旧志宣传的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是极力渲染的妇女“贞节”,宣传的封建迷信,诋毁农民起义,是应予以批判的。对于旧志,应当吸收符合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的那部分内容,为今天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服务。新方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纂的,其教育功能体现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
    江泽民同志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它从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将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新方志在开展国情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要爱家乡,首先就要了解家乡。新方志是历史和现实的地情资料、信息的总汇,它全面、准确地记述了一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富饶资源、名优特产、淳朴民风、灿烂文化、科技发明、英模事迹,记述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特别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人们通过志书就可以了解先辈创业之艰难,了解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了解源远流长的民族优秀文化,三个文明建设的辉煌业绩,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全面振兴中华的深刻道理,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加深爱党、爱国、爱乡之情,激发建国强国振兴家乡之志。由于志书资料真实、具体,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听起来觉得熟悉,读起来感到亲切,就更容易增强教育效果。新志书出版后,各地以志书资料为基础,编写了多种乡土教材、通俗读物,或制作电影、电视片,以各种不同形式大力开展地情宣传教育活动,如举办专题系列讲座,组织地情知识竞赛,开展国情、地情教育,充分发挥志书的教育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新编志书通过各种渠道发赠到港、澳、台胞和海外游子手中后,激起了他们思乡爱国热情。他们把志书视为故乡的象征、寄托乡思的吉祥物、寻根问祖的教科书,有的还把志书当作家宝供奉起来。新方志密切了海峡两岸的关系,发挥了统一祖国桥梁的作用。
    山东省临沂地区志办编纂的《临沂百年大事记》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地委宣传部、组织部、地区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局联合发出《关于将<临沂百年大事记>一书列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读物的通知》,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珍贵的资料文献,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号召全地区各县市各单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学习。
    为扩大旱涝保收面积,1991年,江西省新干县委、县政府决定兴修全县最大的沂江河九曲湾改河造田水利工程;1995年,又决定兴修县城防洪综合工程。县、乡、村三级领导利用县志记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乡村广大干群团结协作兴修水利工程的史实,向群众进行“团结互助,共同富裕”教育。县乡5万多名干部群众两次协同作战,一举完成新干县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水利工程,使2万亩农田旱涝保收,每年净增产粮食250余万公斤,拦河养鱼10万余公斤。县城5万居民免受水患威胁,确保了105国道夏洪期间畅通无阻。
    关于地方志存史、资治、教育功能,1985年4月19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在总则中有很好的归纳:“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新方志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三、发挥志书作用,开展读志用志活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步很快,各种媒体和信息工程迅猛发展。如今,领导了解地情的渠道很多,但是地方志作为一种展示和传递地情的权威书籍,仍然有其特殊作用。权威与可信赖是志书的优势,志书的功能有赖于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修志人员共同开发。
    1996年5月7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用志是服务当代,以志为鉴的重要任务”。“指导社会用志”。1997年8月20日,他又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要研究和开拓志书的应用功能”。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级领导也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志的作用,做好读志用志工作。全国开展宣传和读志用志活动主要有以下做法。
    1.广开渠道,扩大宣传
    (1)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新方志的出版消息和读志用志成果
    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扩大志书的知名度,通过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2)举办修志成果展览,开展志书评奖活动
    1993年以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两次举办全国新编地方志展览,四川、广西、福建、浙江、湖北、贵州等不少省、自治区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对宣传地方志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至2004年,全国性三级志书评奖举办了2次,各省组织的志书评奖举办过多次。通过评奖,肯定了广大方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也提高了志书的知名度。
    (3)制作志书光盘,创办地方志网站
    为适应科技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河南省志》、《吉林省志》、广东的一些市县志,将志书制成光盘或配制光盘出版。山东、黑龙江、福建、广东等省志办,已利用地情优势,创办数据库和网站,将地情和志书上网。通过先进的IT技术,传播方志信息,吸引更大范围读者的关注,争取新方志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
    (4)通过外贸部门,扩大志书对外交流
    远在异国的海外游子爱国思乡情浓,但受到条件限制,很多人很少回国,他们十分希望通过志书了解家乡,寄托乡情。许多外商回国投资、办企业、谈判项目,也希望通过志书了解资源、市场和投资环境,而志书正是权威性资料。一些省、市、县志办就通过外贸部门将志书输送到国外,方便海外侨胞及有意投资者。
    2.改革用志方法,开拓用志途径
    读志用志不仅限于读志书用志书,对志书资料进行二次开发,也是拓展志书功能、改革用志方法的一条路子。
    (1)撰写专题报告,给领导当好参谋和助手
    修志工作不仅限于出志书,研究地情,将研究成果归纳成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呈给领导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也是重要方法。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撰写的调查报告《发挥地方志的特殊功能,推动我省旅游产业向高层次发展》,就起到很好的资政作用,引发了山东省开发旅游业的新举措。
    (2)编写地情资料丛书、简志和乡土教材
    利用志书和修志资料,编写各种地情书,将志书编写成简志,如湖北省志办编纂出版了《湖北省简志》,梧州市志办编写了《梧州市简志》;将志书改编成乡土教材,如利用志书资料编成《可爱的钦州》等。
    (3)举办知识竞赛
    联合宣传、教育、工、青、妇等部门,从志书中提炼、归纳、摘编出若干问题,共同举办知识竞赛,如凭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和精神文明办利用《凭祥市志》记载的资料,联合举办“爱我凭祥”知识竞赛,均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4)创作文学作品,制作电影、电视剧
    以志书资料为基础,创作文学作品,制作电影、电视剧,既普及了知识,宣传效果也很好。如广西军区军事志编辑室利用编纂《广西通志•军事志》收集的广西解放初期剿匪的资料,创作了电视剧《大围剿》。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播出后,反映良好。
    3.转变观念,更新思路,开拓方志功能
    (1)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地方志编纂要树立精品意识,不仅内容丰富翔实,编纂质量上乘,印刷包装也要力求精美,努力达到收藏有用,看着舒心,送礼放心。
    (2)地方志虽然是各级政府主持编纂的官书,在完成记述自然与社会发展主线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具有可读性的内容,如努力使志书图文并茂,收录一些有意义的轶文、轶事、民间故事。    
    (3)破除重编纂轻发行、重成果生产轻成果应用和地方志工作就是编一本书的观念,努力走进市场,开发市场中属于地方志及其附产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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